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他们运用自由的那种方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

（三）民族发展权的内容民族发展权的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包含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主张与需要。快速发展的经济赋予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权利，激发着人们对更高层次权利的渴求。

一般而言，侵犯民族发展权的行为是由于国家或公共权力限制、剥夺或不赋予发展权利而使权利主体在现实中无法与其它主体平等地占有发展权利资源或已处于法律所允诺的最低发展状况以下水准而引起的。[5]民族发展权本身的完整性、综合性和权利的连带性要求权利的义务主体—国家（或其代表机关）既要以消极不妨碍的姿态尊重该权利，更需要义务主体采取种种积极主动行为促进该权利的实施（包括制度供给及物质投资），义务主体若不履行这一义务就构成对该权利的侵害。除此之外，还要继续加强对杂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等方面的立法规范，健全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供给。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民族发展权与其他具体的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因此，它是一项基础性的、综合性的权利。行政执法对民族发展权的实现意义重大，要切实保证民族发展权法律在执法中的实施，必须建立和完善执法体系。网络治理并非同一体制下的政府及社团整合，还涉及到珠三角区域中大陆方与香港、澳门的政策整合，在无权威型上级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实现彼此尊重、多元互利、民主协商，实现司法体系的对接和政策网络的整合兼容，推动区域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一言以蔽之，法治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行动迅速、整合力度较强、思维较新。可通过国家法律或其他上位法律对下级政府做出规范，通过减少支持资助的方式使之自律自觉。（一）政策整合与政策清理的关系政策整合是政策体系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实现自身机能的整合，目的在于预防政策冲突，高屋建瓴的明晰定位、上下协调、部门沟通、区域合作，乃至形成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多层次合作伙伴体系。[4]该种政策对民众影响尤大，司法审查对其可起到监督作用，信息公开亦可监督。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清理则根据政策评估效果进行，对于过时或无法执行的政策应及时清理。若全方位合作，将涉及到法律、司法和行政等若干方面的整合，彼此可借鉴对方优点。

（二）政策清理缺乏兼容性政策清理并非目的，关键在于政策兼容发展。可承担干部任命、选拔等职能的中央组织部门，却并不通过网站渠道发布信息，缺乏和民众监督互动的机制[19]在联邦制下，州际贸易通常属于联邦的权力，偶尔是中央与地方共存、联合或分享的。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国家议会制定的法律有权规定国籍以及国防的总的组织之基本原则，第59条规定媾和按联邦法律规定。

[18]我们已经运用这一方式较好地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创造了沿海地区立法试验田的模式，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继续利用这一模式解决一些新的特殊问题。但更多的国家将剩余立法权归地方，如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奥地利等。[38]日本的《宪法体系事典》将地方立法符合法令的标准概括为：⑴国家尚未就某事制定法令，该事项在国法上处于空白状态的，地方自治体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二五)国家责任(二六)人工受精，遗传讯息之研究与人为改变及器官与组织之移植。

地方立法通常表现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还有可中央立法、可地方立法的模糊地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于1951年2月1日在联邦众议院通过，3月12日由联邦总统签署并公布在《联邦法律公报》上，该法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的组织和管辖权、其法官的选任和待遇，以及有关审理程序等。

[33]由于在竟合性立法领域（基本法第74条）中，联邦与州都具有立法权，但各州只能在‘当，且仅当联邦尚未经由法律行使其立法权之时方才具有权限，[34]因此只要中央政府行使了这一享有权力，各州就不能再行使这一权力去立法，至少，州在这一领域的立法不可抵触中央在这一领域的立法。10不得通过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

[46]对于第一类立法（中央制定原则，地方制定细则），中央法律（原则）的实施者主要是地方议会，地方立法（细则）的实施者主要是地方政府。[14]当然中央可以通过制定地方组织法、立法法等形式，在程序上对地方立法进行约束和限制，但这种约束和限制不能违背宪法有关规定。[加拿大]乔治?安德森著：《联邦制导论》，田飞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美国在行政法律方面，几乎主要的法律，包括联邦法律在内，都是由州执行的。⑿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印度尼西亚为亚齐省作了特殊安排，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享有相对于其他省份的不同权力，[22]挪威通过一部特别的和临时的法律给予首都奥斯陆以特别许可，允许它采用地方政府的议会形式来代替传统的比例代表制。

[28]在这类立法中，中央立法的原则性究竟原则到什么程度，给地方立法预留多大的空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央为地方事务立法时通常要遵守平等对待原则，分配给其构成单位相同的权力应是一种通常的状况，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区别对待。

教育、文化、卫生管理权。卢晓刚：铜钱为何称‘孔方兄，《羊城晚报》2009年10月26日。

因此，中央政府在地区范围内只有很小规模的行政事务，……构成单位的主要权力就是行政性的。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有与之相抵触的内容。

[10]加拿大的《文官法》、《财务行政管理法》、《公务员雇佣法》、《公务员关系法》、《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公职人员退休金法》等，其规范的对象包括联邦和各省行政机关从事文职工作的人员（截止1997年，约为200万人）。[30]印度联邦议会和邦议会共同的立法事项有47项，包括刑法与刑事程序、婚姻与家庭、民事程序、森林与动物保护、经济与社会规划、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工会与劳动争端、社会安全与保险、教育、法律、医药等等。(十五)土地、地产、天然资源与生产工具之转移公有或其它形式之公营经济。（二）涉及中央国家机构组织法等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中央国家机构（中央议会、中央政府、国家司法机关等）的组织一般由宪法做出规范后，中央立法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各中央机构的组织法均由中央立法机关制定，包括这些机构产生的具体方式、行使职权的程序等等，其实施主体也是中央机关。

印度联邦议会的专有立法事项有96项之多，包括国防、外交、外币、外汇等。[76]在基本人权的保障方面，有的国家由中央立法统一规定，如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2项规定，人人有生命与身体之不可侵犯权。

2有关上下水道、电气、煤气、铁路、汽车运输船舶等公营企业的设置、经营和财务管理等。普通财产法、继承法和婚姻财产权法可以由各省议会制定和颁布。

根据这些法律，英格兰和威尔士分为58个郡，这些郡又分为都市郡和非都市郡。各州只要遵守基本民主原则和关于各州宪法的一般规定，即可自由选择政权组织形式，如共和政体。

规定和惩罚公海上的海盗行为和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31]在这类立法中，实际上中央立法往往范围较广，地方立法范围相对较窄。(十)战争伤患及战争遗族之扶助以及以往战俘之照顾。葡萄牙宪法第141条规定省的边界的变更应在国会批准的组织法的范围内协商。

⑶国家虽以某一目的就某事作出规定，但是地方自治体可以在此目的的基础上，就法令限制范围外的事项作出规定。(七)公共福利(八)（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废止）(九)战争损害及回复。

5制定和实施法律（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更不宜采用中央弱、地方强的模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关于地方法院和法官等问题，有的国家由中央立法规定，如印度宪法规定：各邦均设立高等法院。第4项规定：各州可以规定，州的司法部长在取得法官选拔委员会的一致同意后，任命州的法官。